在雄伟的北京同仁医院的大楼下面有一层黑色的基石，一百二十多年的驰名中外的同仁医院正是被这层基石烘托到了现在。作为有幸在医院工作的一名医生，我们始终都记着同仁医院已故的奠基者的功勋。下面就我的一些浅浅的了解，介绍一些同仁医院的著名专家的点滴事迹。
    几乎没有什么人一辈子都不与医院打交道。尤其是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医院成为了我的经常光顾的地方。人的出生、离世、祛患、除疾，哪一样能离得开医院和医生？尽管人人都知道“有什么都别有病”，医院也不是人们愿意去的地方，但年经四季、人吃五谷，谁能不遇到些“三灾八难、五劳七伤”的呢？
　　我从出生至今的接近50年中就与许多家医院打过交道。这其中去过的医院，遇到过的医生，绝大多数都如烟云过眼，早已淡忘无痕了。但是，惟独同仁医院却让我怎么也忘不了。这不仅是因为我工作在同仁医院，更多的还是缘于我在同仁医院治病的经历。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左眼的黑眼球边缘上长出了一个小泡儿。眼睛有病可不敢大意。当时，母亲所以就带我到同仁医院去看眼科。
　　那天，为我诊病的是一位看上去50岁上下的医生。他气质非常好，戴一副金色边的眼镜，说话挺和蔼。他仔细地给我做了包括眼底的各项检查后，告诉我在眼球上打一针，再拿些药回家按时、按量上，病就会好了。打针时，我感觉他拿着弯针的手特别灵巧，动作十分娴熟。当时因为年龄不大，我还不敢打针，那位老医生说，我给你打，不要害怕。其实我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医生们身上背着这样和那样的什么“黑色学术学术权威”等等的沉重压力。　　
    就在我拿起他开的处方要离开诊室去取药时，我一下儿看到了处方上医生签名的地方写着“张晓楼”3个字。那时，许多医生在处方上的签名，患者基本上是认不出来的。而我手里这张处方上医生的签名，字迹又漂亮，又清晰。虽然我当时只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但由于家庭影响，我已看过不少课外书。从书中我知道了我国有一位著名的眼科专家张晓楼教授，他还是同仁医院的院长。难道今天给我看病的就是书里写的那位专家、院长吗？凭我的感觉，他就是！我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便问道:“你是张院长？”“对，我是张晓楼。不过现在就是医生”，他声音不高的微笑着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呀？”他依然笑着问我。“我看见你写在这儿的名字了。以前我在书里看到过你。”我指着处方回答着。他微笑点着头，轻声说道:“噢，噢。”“谢谢您！张伯伯”“不谢！不谢！回去按时用药，如果不好就再来看。”“看病是那么简单么”？“等到你长大了当了医生就知道了”。　　
告别了张院长，我取了药就回家了。回家后按时上的这一他的高超医术与和蔼可亲的作风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记忆。
　　每每想起我与张晓楼院长的这次巧和，一个普通的小患者，挂了一个平常的眼科号，能赶上张晓楼这位饮誉海内外的专家教授看病，真的是一种幸运！也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见面却决定了我的一生。我真的成为了同仁医院的医生。
　　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分到了同仁医院，才在医院多次见过张院长，在当时文革末期。张院长在我们的实习典礼上就毅然提出：“要做又红又专的白衣战士。只红不专不行。”后来因为我分配到了内科，和张院长的来往不多。但是在张院长的生命晚期的抢救中我参加了他老人家的抢救工作，他老人家在临终前的嘱托我始终记得很深，一定把眼库办好。一定把自己的角膜捐出。　　
    1990年9月14日，国际著名眼科专家、北京同仁医院老院长张晓楼教授与世长辞。他做出的最后奉献是：捐出眼球角膜，使两位盲眼患者重见光明。张晓楼教授因此成为我国建立眼库以来第一个完成了捐献眼球遗愿的志愿者。
    9月15日中午，北京市顺义化肥厂工人张成如、义利食品厂工人曲国华，被旋风般地从家里接到了同仁医院，并直接进了手术室。下午4时，他们顺利走出了手术室。两名工人接受角膜移植后盲眼复明。他们泣不成声，感激共产党培养出了像张晓楼这样无私奉献的共产党员、医院专家。
    张晓楼教授是中国眼科医学界的巨擘，半个世纪以来他献身于眼科医学事业。50年代中期，他与汤飞凡教授合作，冒着失明危险，在自己眼中接种沙眼病原体，首次分离培养沙眼衣原体获得成功，引起世界医学界关注。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在巴黎授予张、汤二位教授“国际沙眼金质奖章”。几十年来，张晓楼在医疗、科研、教学和防盲事业中贡献突出，曾在国际国内获奖几十次。他是为毛泽东、胡志明等众多高级领导人和国际友人诊病的专家，他也用相当多的时间深入基层为群众解除病痛，直到病重、逝世前，他还坚持要求出诊。当他看到我国众多失明患者急需角膜，就奔走呼吁，倡导成立死后志愿捐献角膜的眼库。1989年6月12日，北京同仁眼库成立，张晓楼教授第一个签名，表示身后愿捐献角膜。
    今年11月13日是著名头颈外科专家徐荫祥教授诞辰101周年，徐荫祥教授出身于教师家庭。1956年参加九三学社，1985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获博上学位；1936年至1939年为协和医学院讲师；1939年至1940年曾在美国费城但伯尔医学院进修。回国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己开办诊所为患看治病。不久，又兼任北大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协和医学院教授；1953年至1958年任北京市耳鼻咽喉医院院长；1958年底，北京市耳鼻咽喉医院合并于同仁医院，担任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1958年起任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85年3月因年事已高，退居二线，担任北京同仁医院技术顾问，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名誉所长。徐荫样教授还担负过一些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徐荫祥教授在30年代就是中华医学会会员。曾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学会副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并任《中华医学》、《中华耳鼻咽喉杂志》副主编、《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华医学》外文版编委；曾任国家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医学组委员、卫生部科委常务委员；协和医学院和北京第二医学院教授。60年代曾任苏联《耳鼻喉通报》编委，生前还担任《国际小儿耳鼻喉杂志》编委，美国头颈外科学会通讯会员。

    徐荫祥教授曾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

    徐荫祥教授从事医学科学工作五十余年，孜孜以求，勤勤恳恳，在国内和国际都有一定影响，享有很高声誉，为开拓我国耳鼻咽喉医学事业和培养专业人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党的关怀下，徐荫祥同志于1953年主持建立我国第一所耳鼻咽喉医院，他发扬艰苦创业精神，为发展医疗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958年建立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成为我国第一所耳鼻咽喉专业的科研基地，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了多方面的科研项目，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在耳鼻喉科医学事业上卓有建树，在喉、气管、食管科学领域造诣尤深。1942年，他在我国首次开展了乳突手术腔植皮术，加速了手术后的愈复过程。解放初期，在国内首先倡用在喉直达镜下取出气管异物，现已在全国广泛应用。解放后，在国内大力推广气管支气管镜及食道镜检查，以及诊断治疗气管、食管各种疾病，他是我国著名的气管、食管内窥镜专家。他还在我国开设了第一个职业性喉病专台）为许多文艺工作者和教师解除了病痛，受到了广泛赞扬。

    徐荫祥教授有强烈的事业心，勤奋好学，诲人不倦。为北京市许多医院输送了专业人才，帮助他们建立起耳鼻咽喉专业。还应全国各地要求，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进修班，、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耳鼻喉科专业的骨干力量。他凭借自己在国外的声望，推荐了一批专业人员到国外学习，为发展与国外技术交往和培养人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曾于1954年、1958年两次获北京市卫生局“培养专业人才成绩显著”特等奖。
    我在医院耳鼻喉科实习的时候有幸曾在徐荫祥教授旁边实习观看过徐老的医德风采。徐老看病人都是一视同仁。无论是农民还是干部都是一样的，记得有一次在1977年，徐老在一次门诊时间内突然接到了当时北京市委的电话，声称有一位领导要请徐老会诊，徐老当时就安排他在徐老的门诊时间来看病。徐老的病人很多，因为这位领导是加号，所以来的很晚，当时病人已经很多了。医务处的一位老师把病人带来以后就匆匆的走了。我们就坐在徐老旁边抄方子。徐老一直耐心的给别人看病，把这位领导放在了最后，没有想到的是，领导没有说什么，领导秘书却几次进入诊室催促。徐老回答说：“我的这些病人都是复杂的，都是外地的病人，你们不过仅仅是慢性疾病，又在北京，多等一会儿有什么，再晚我也会给你们解决问题。”回答掷地有声。秘书脸色难看的退了出去，徐老对我们说：“对待病人要有轻重缓急，无论是谁也是病人”。这时候进来一名患者：自称是外贸部的，经常出国。所以嗓子不好，徐老经过详细检查以后说：“你的英语是否还要加强学习啊，嗓子不好和出国有什么关系？”“你们的李强部长是否也因为经常出国引起嗓子不好？你的嗓子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天气凉你穿的太少造成的。吃点感冒药物即可痊愈了。”下面进来几名衣服褴褛的农民，因为声音嘶哑前来就诊，徐老检查以后却给病人开了一张紧急的胸片，等结果回来以后徐老让病人在外面等候，对我们讲解到：“有的声音嘶哑可能是肺癌的早期表现，你们看，这就是肺癌。早期手术还是有希望痊愈的。所以对待病人的症状不能仅仅局限于表面。”徐老又说，“你们一定要把外语学好，那就是手中的weapon（武器），一定要多学习先进的医疗知识，才能够做一名合格的医生。”
    最后我们医院也是最值得怀念的是我医院老院长。名誉院长戴士铭教授 1939年6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获理学士、医学博士学位。1948年留学美国，1950年回国。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担任北京同仁医院外科主任、副院长、院长等职。1978年4月兼任北京第二医学院代理院长。1986年至今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名誉院长。戴士铭教授在医学科学上，通晓外科基础理论，擅长普通外科。曾发表《冠状突外生骨疣》、《胃与十二指肠溃疡出血的外科治疗》及《外科生理学中肠生理障碍的翻译》等多篇论著。曾获市科技二等奖、市科协荣誉证书、市高教局及教育工会荣誉证书。自50年代中期，他就从事医院管理学的实践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较高的管理水平，曾任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委员。戴士铭教授任职期间，正值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刚刚开始。在他的领导下，学校的基础教学、临床教学工作很快得到恢复，科研工作也得到较快发展。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戴士铭教授是北京市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届人大代表。是第一届北京市劳动模范。我们同仁医院的建立是和戴士铭教授的名字分不开的。除了他在外科学上的贡献外，他的管理才能确实是北京市的翘楚。
    在1976年我们国家正在处于十年浩劫的过程中，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于英语学习和业务学习都不太努力，甚至在课堂上对于老师都不太尊重。戴士铭教授听说后专门和我们坐下来谈心，和大家纵论医学的发展，在那个时候戴士铭教授敢于顶着各种压力和我们谈心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的。他对于我们的耐心的不厌其烦的教导至今还在我们脑海中回响。鞭策着我们不断的努力学习。
    戴老在医学的的丰富学识我在这里仅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医院小儿科在1977年收入了一名脸上长的许多的类似牛角的患儿，这样的病人难倒了北京市几乎所有的儿科专家。戴院长看过病人以后就对我们当时的儿科国主任说，我记得在1955年的美国医学杂志上有过这样的报道，你们不妨查查看，还明确的说明了医学杂志名称的期刊号。儿科国主任到我医院图书馆一查果然有这样的报道，原来是一种少见的念珠菌感染，经过治疗以后患儿痊愈出院。
    戴士铭教授不仅仅是一名外科专家还是一名全科专家，记得有这样的话：妇科手术下不了台找老戴，我医院有疑难疾病找老戴。戴士铭教授非常平易近人，我印象中一般同仁医院的60岁以上的老人从来不称戴士铭教授为戴院长，最常见的称呼就是戴头，老戴。在管理上戴士铭教授率先引进了先进的医院管理经验，为今日同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可以告慰我们几位著名先辈的是，今日同仁在韩德民院长和其他领导的同心协力下，已经发展到了西区、东区和南区等三大基地，并且在外地也建成了连锁的南京同仁医院和昆明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在老一辈专家的风采影响下正在焕发出新的光彩。